发布日期： June 10th, 2019 发布人：黄苹
无锚之境？需要一颗勇敢而平静的心 || 大视野
·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04篇原创首发文章
40年前后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点。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为邓小平访美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后，卡特致词说：“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在与卡特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等等。
世界是可以改变的，国与国的关系和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这需要自信，以及战略上的互信。从1979年到2018年，中美建交40年来，货物贸易额从25亿美元增长到6335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从几乎为零增长到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受益。尽管双方也有矛盾和冲突，但基本的战略互信始终存在，双方也都相信，通过对话和调整，彼此都能变得更好。正和是一个基本思维。
但在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由于特朗普的改弦更张，中美经贸关系正在经历严峻挑战，而且还在向更广领域扩散。40年前那种团聚和和解、打开窗户开始新历程的感觉，仿佛越来越远。无论是特朗普2017年12月发布的上任后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摘要》，中国都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虽然特朗普也表示将会试图与中国建立很好的伙伴关系，但“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国防战略摘要》称，“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战略第一次意味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把经贸和国家安全相联系，这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鲜明特点。美国商务部就以有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为由把华为及其68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如果继续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则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正常交流都可能被冲击。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有人把中美竞争定性为“文明冲突”，也并未得到任何纠正。
这是一阵风，一时的回头浪，一个大逆转，还是拉锯时代的开始？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大的视野进行观察。
全球之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形成了一种国际秩序，它以《联合国宪章》等文件作为国际法的基石，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内的大国合作、大国一致作为保证，以自由主义、多边国际主义作为理念。这个秩序的经济表现，则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大的框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并在冷战时期和前苏联一方的竞争中不战而胜。
最近几年出现的特朗普“退群”现象，体现了美国的新意志：放弃传统的国际多边主义，转而支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碎片化多边主义；通过战略退出，减少对秩序成本的承担，转而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促使各国寻求重新谈判，由美国来重新定义彼此的责任、义务和角色。
由于美国日益放弃WTO、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已经形成的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放弃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有效的多边机制，全球秩序的“锚”正在松动。
以经贸关系来说，美国不仅挑起了影响最为重大的中美贸易摩擦，还先后挑起与墨西哥、加拿大、欧盟、日本、印度等国的贸易冲突。美国在今年4月威胁对包括110亿美元的欧盟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的飞机补贴；5月下旬宣布对墨西哥出口商品加征5%关税；6月5日终止对印度的普惠制待遇。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36个国家受到美国的贸易威胁、通牒或制裁。
由于全球治理赶不上全球化的步伐，全球多边机构和机制事实上存在不少改进空间，需要在新形势下改革，一些区域化的合作模式（如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也在探索之中，但美国对这些显然已经没有信心和耐心，而是直接采取单方面行动，以求迅速见效，直接获利。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抛弃由其所建立的世界之“锚”，当然也不是瞎胡闹，而有其逻辑。最为关键的，是美国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1983-2013年，1/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在下降，中部地区46%的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仅增加了2200美元；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说40%的美国家庭处于“月光族”状态，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有退休金账户，而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其养老金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在所谓“锈蚀地区”，更是充满了失业、酗酒、吸毒、离异和大量非婚生子女。人人可以实现的“美国梦”，对不少中低收入者而言成了一场空。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众说纷纭。索罗斯有过一个解释，这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会流到能获得更高回报的地方，“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其结果是，资本的回报越来越高，但中下层劳动者的境遇越来越不利。
如同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夫所言，如此多的美国人处于贫困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财阀政治的产物，而财阀政治是指持续和系统性地专注于富人的利益。但在特朗普看来，这是因为某些国家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用不公平的贸易方式拿走了美国应该享有的利益，所以他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等等。
我们现在还很难得出一个结论，特朗普的“退群”究竟是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旨在瓦解今天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行动。如果是这样，在短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如同我们近年看到的美国经济和股市的表现一样，但长期来看，很可能得不偿失。
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美国承担了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成本，但各国也善意地给予了美国消化这种成本的工具，即美元作为国际硬通货的地位。美国可以低成本向国际社会发债融资，从而获得充足的流动性，在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背景下依然不用进行结构性调整，而用创造信用的办法包医百病。
“推特治国”的特朗普也许能够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旗号提升他的支持率，但其充满随意性的朝令夕改已经让美国的国际信用和软实力大大流失，而且看起来还将继续流失。更长来看，这将动摇美元畅通无阻的“铸币税效应”。所以，特朗普颠覆的不只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更是这个秩序曾经的奠基人——美国自己。治国抑或误国，时间终会给出答案。
中美之锚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过去40年的“锚”。现在，这个锚也在松动。
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从占美国经济的6.5%到差不多占6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确实很难再将自己简单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至少已经是一个对全球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就此而言，通过贸易谈判解决包括美国对中国经常账户逆差过大等问题（尽管在本质上这不是中国造成的，如果不是中国，也会有别的经济体获得），是应该的和理智的。
在一年多前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觉得，中国更关注谈生意（如增加进口），美国更关注“生意的生意”（如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国家补贴等等）。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这一谈判对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和进一步深化，具有积极作用。直到今天，这种立场也是对中国长期发展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谈到最后，中国发现，在“生意的生意”之上，其实还有一个“怎么决定‘生意的生意’”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做生意？这个规则本身怎么定。
从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信息来看，特朗普的态度是，这个规则美国说了算。中国要停止和去除ABCDE等事项，保证在某某事项上不向WTO发起申诉；如果美国认为中方未履行承诺，中国认可美国可能征收额外关税，且不会在WTO发起贸易争端申诉。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式的羞辱。
在我看到的国际媒体发表的评论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篇，摘录如下：
“6月2日，中国发布了令人震撼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证明了这一点（注：指这位美国总统的目标是确保美国的主宰地位，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是掌控中国或与中国脱钩）。尽管我感情上不愿承认，但事实是，从许多方面来说中方立场都是正确的。美国抓住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大做文章，这在经济学角度看来属于文盲行为。美方认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造成巨大破坏，这个观点也很成问题。美国还指责中国严重违反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这种提法同样属于言过其实。……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唉，这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马丁·沃夫）
“谈判又谈了一年，在大家以为谈判即将成功之际，特朗普又一次破坏了谈判，他发推特说，即便协议可以确保中国的‘良好行为’，他也将保留对中国的关税。美国人总是习惯于认为背信弃义的是对方，很少有专家意识到这有多关键。如果中国人不能确保特朗普加征的关税会被取消，并且未来不会随意再次加征，他们怎么会同意达成协议？……对中国来说，问题是特朗普和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不同。他不认可法律或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他只希望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行政权。他并不想要新的规则，他只想要具体结果。这令协议丧失了基础。……‘我说了算’，这或许能令大男子主义者情绪上得到满足，但这与谈判不兼容，与维持植根于和平与繁荣共同利益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兼容。”（纽约大学客座教授詹姆斯·诺尔特）
我并不认为中美谈判不存在峰回路转的可能，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远远超过特朗普一开始的想象，同时特朗普本人也是一个game-changer，有灵活性的一面，比如6月8日他又在推特上宣布与墨西哥达成协议，暂停对墨西哥的关税协议。不过我相信，对中国来说，生意可以谈，生意的生意也可以谈，但怎么做生意的规则只能你说了算，这一点没办法谈。只要这一点双方有共识，那就好谈。
中国之锚
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到小布什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时期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特朗普时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当然，和冷战时期的前苏联还是有不少根本的区别。冷战时美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斗争，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还是合作。
而从中国自身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两年的压力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大了。营商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但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增长方式的集约化、高效化方面，还没有大的突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我们需要更强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的信心究竟在哪里？
我去了华为调研。我看到的是，华为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战略退却，在有些区域业务会受到影响，但华为依然斗志昂扬，并把外在的打击看作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机遇。任正非说，美国说华为偷技术，我们的技术你们都没有，我到哪里偷？到明天去偷？他告诉我们，红军第一方面军到陕北的时候，只剩下9000人，但14年后就领导了全中国，“在我们所在的领域，华为领导世界，不需要14年”。同时，任正非依然是一个开放主义者，不主张和美国对抗，他说如果美国把自己封闭起来，美国也会落后。
我和一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如全球市值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的中国负责人做了交流，我听到的是，他们未来资产配置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增加在中国的比重。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接近1/3，但目前对中国资产配置的比例还非常低。这是一个大趋势，而且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我和在美国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做了交流。他们告诉我的是，从劳动生产率、工作效率、勤奋度等来看，中国制造有着明显优势。他们给了我很多生动案例，但都会说：千万不要写，现在不是时候。
我从看到、听到的实例中，真实地感受到，每天拼搏敬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集体行动力，就是中国不惧任何挑战的牢固的锚。
心态之锚
尽管中国是不惧挑战的，但我们仍需保持冷静。我们的心态不能失去稳定的锚。
首先，我们自己还有很多攻坚克难的任务，我们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质”的方面的差距还很大。举个例子，我在华为、vivo的生产线上都看到，从最重要的生产设备贴片机到贴主机板的胶水，都完全依赖国外。很多核心部件、系统、耗材、工具以及工艺，我们也存在巨大差距。我们要尽可能继续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这对于一个制造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开放永远不能动摇。
其次，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两大经济体，关乎两国利益也关乎世界经济的未来，互利共赢应是共同努力的方向，不应偏离。在两国关系遇到挑战的时候，既要辩道理，也要促理解，尽最大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特朗普并不代表美国的一切。即使他本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也在不断变化中，其有些行为也受政党政治、白宫与国会关系等等的影响。接触胜于隔空而峙，我们也要能感知善意的存在。例如，华为被美国商务部放进管制名单，注册于纽约的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透露，按新规定要限制华为员工参与论文审稿，遭到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会员反弹后，IEEE管理层与美国政府沟通，取消了对华为员工的限制。这就是科技界的善意。有更多交流就会有更多理解，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特朗普是火上浇油，但美国对于中国的情绪的火苗在他上任时已经存在了。两国关系不应当视之为新冷战，会有对抗的因素，但也存在合作领域，“我们必须明白双边关系将是复杂的，如果看不到这种关系的合作面，我们会变得更糟。……我认为当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除非美中合作，否则无法成事，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最重要的是教育公众认清现实，那就是，有些领域我们有对抗和竞争，而有些领域如果不合作我们都无法遂愿。”在哈佛任教的土耳其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提出，中美可以探索新的“和平共处”，双方都要接受对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的权利，美国不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印象试图改变中国经济，中国必须承认美国对就业和技术泄露的担忧，接受因为这些担忧而偶尔受限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第三，深度推进自身的改革与开放。不仅在货物与服务市场方面扩大开放和准入，还要在和体制机制相关的方面与国际接轨。在开放环境下尊重国际规则，必然要改变有可能扭曲贸易的某些国内政策。我们要向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迈出更大的步伐，避免给国际社会留下补贴、倾销等等影响。
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现在处于僵局，但我相信不会无解。也许不久就会有突破。
而对中国人来说，在贸易摩擦过程中，尽管经济增速和人心稳定都受到了影响，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千金难买的收获，那就是更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民族，终究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这不是说我们要不切实际地夸耀自己如何厉害，也不是要急于求成地扮演何种角色，而是说，没有谁会比我们更在乎自己的发展，更尊重自己的历史，更祈盼光荣的未来，更加激发奋斗与创新的力量。这场洗礼可能正在开辟一种新的历史场景下的新机遇。让我们共同见证，并一起去塑造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勇气，理性，韧性，以及生生不息的活力。
